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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幼升小“游击战” 家长和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

本文来源:中新网社会 2017-06-19 18:04
2014年6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现场审核适龄儿童入学信息,工作人员对家长和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
2014年6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现场审核适龄儿童入学信息,工作人员对家长和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图|CFP
2014年6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现场审核适龄儿童入学信息,工作人员对家长和孩子们讲解注意事项。图|CFP

  北京幼升小“游击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在刚刚过去的5月里,贾卢汉不得不过五关斩六将。这个一年都发不了几次朋友圈的人,突然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悬赏1万元”的信息。在最关键的那几天,他一听到风吹草动就不停地打电话问,晚上睡不着觉,到处找朋友帮忙。他的妻子对着他哭,问他,也是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待在北京?”

  让这对夫妻陷入困境的问题是,他们6岁的儿子今年要进北京的小学。前人的经验告诉他们,幼升小年年都是对家长的一场考验,今年仍在继续。尽管他们在过去两年里就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也自以为对北京幼升小的政策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临近关头,出现的各种问题还是让他们感到非常仓促,“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为了得到一个“学位”

  作为一名“北漂”,贾卢汉在北京生活了将近12年。这期间,他成了家,立了业,但是没买房子,也没有北京户口。早就听说对非京籍人口幼升小的要求严,两年前孩子4岁时他们就加入了各种与升学相关的论坛和微信群,随时了解各种信息,及早按照政策创造孩子入学的条件,相应地安排一家人的生活。

  非京籍孩子上小学,对家长的要求主要是房子和社保这两个方面。贾卢汉夫妻二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朝阳区,根据区教委近年印发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要求,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父母中须至少有一方在本区务工且缴纳满半年社保。贾卢汉的妻子满足以上条件,虽然他自己所在的广告公司并不给他缴纳社保。

  贾卢汉原本打算自己也找一个公司挂靠社保,以防政策有变化。但是,挂靠公司交社保,每月要交1325块钱,还要支付10%的服务费,半年下来需要花费接近9000元。越是临近幼升小新政策发布的日子,微信群里越是不时传出小道消息。比如,有人说,2017年的政策可能改变,要求家长交满一年的社保。

  他又听到一种说法,“如果孩子父母有一方是法人,孩子就容易上学。”按照朝阳区的规定,非京籍父母如果是企业法人,需要企业注册地址在本区,公司成立时间满6个月,且有法人代码证书和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不需要缴纳保险。

  权衡之下,贾卢汉觉得,为保险起见,不如自己注册一个公司。2015年10月,他找到一家代办公司注册的机构,交了6000元服务费、一年5000元的“地址费”,以及会计做账的钱,合计花了2万元左右,就当上了“老板”。而实际上,他和妻子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还不到2万。

  五一假期过后就开始信息采集了,非京籍家庭要准备的资料通俗地讲叫作“五证”,分别是:在该区域务工就业证明、在该区域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该区域办理的北京市居住证、以及户籍所在地街道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证明他们的孩子在家乡没有人照顾,不得不随同他们“暂住”在北京。

  “五证”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有很多“道道”。例如,贾卢汉是租住房屋,按政策他需要提供“实际住所居住证明”,而这一项就包括:房屋租赁合同、缴纳日期距离2017年5月17日之前满6个月的出租房屋发票、房主房屋所有权证和房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证”的要求近些年并没有太大变化,贾卢汉按部就班地准备。五一长假回来,他跟房东预约去开房屋发票,需要带上房东的房屋不动产证、身份证原件和租房合同。

  没想到,房东前一天还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反悔了。起初,贾卢汉以为房东想趁机要价,他在网上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少的给房东一两万,多的有被要了15万的。情急之下,他提出额外给房东2万块钱,但是房东还是没有同意。房东解释说,他听房地产中介说,一旦给租客提供居住证明,如果自己有了二胎,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入学。

  房东的顾虑来源于朝阳区教委《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中的一条新规定:从2017年起,我区对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地址(凭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证书)实施记录管理,实际居住地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上小学六年内只提供实际居住地址服务范围内的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这个新规定被家长简称为——“六年一学位”。其实,北京市海淀区在2016年就实行了这样的规定,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同样是“六年一学位”,其中的含义还有不同。海淀区的规定是,“自该套住房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朝阳区政策的“一学位”只限于有房产的家庭,并没有包括租房者,但海淀限制的范围显然将两者都包括在内。

  为此,贾卢汉特意去朝阳区教委确认,租房者不占用房东的“学位”指标。但是房东不相信,要求房东一起去教委证明有此一说,也被拒绝了。

  为了让孩子能在北京上小学,他只好另谋出路。朋友圈里1万块钱的“悬赏”,就是为了求一个租房地址、开租房发票。为此,夫妻俩几乎挖掘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幸运的是,儿子幼儿园同学的姥姥得知了他们的情况,同情孩子为了上个小学那么难,这位好心的老人免费带着贾卢汉去开了租房发票,这让他们一家非常感激。

  贾卢汉终于松了口气,带齐了资料去提交,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经济适用房不能让孩子上学,不能开租房发票。”他看到房本复印件上的确有“经济适用房”5个字,心头一紧。不过后来经多方确认,这只是虚惊一场,因为按照规定,经适房在满足居住五年的前提下,购房人缴纳了相关款项,取得该房产的完全产权后,就可以将该房产用于出租经营。

  5月26日,贾卢汉的儿子终于收到了“联审”通过的消息,接下来就等着给非京籍学生派位了。“对我们非京籍的人来讲,只要孩子有学上,能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就满足了,不挑(学校)好坏。”说这话的时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和贾卢汉一样为了孩子上学而绞尽脑汁的,还有他在朝阳区四惠居住的朋友王大海。王大海在去年得知海淀区“六年一学位”的政策时,就猜测今年朝阳区可能也会进行这样的改革。他的房东有多处房产,并不在意上学指标。于是他提前一年就和房东签好协议,如果朝阳区政策有变化,请配合他的孩子上学,自己也会按照市场行情给房东一些补偿。

  另外,他还做了一个备选方案,和在鸟巢附近居住的朋友打了招呼,一旦现在的房东反悔,他就及时转到朋友那边去。好在今年朝阳区的政策出台之后,王大海的房东按照原先的约定配合他们解决了孩子入学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于像贾卢汉和王大海这样非京籍的居民来说,给房东或者相关人员解释新的幼升小政策往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王大海在家长微信群看到有人吐槽:有个家长到税务局去开租房税完税证明,结果,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强调朝阳区今年实行“六年一学位”,必须当场给房东打电话,通知他这次用了以后,6年之内都没有“学位”了。

  “朝阳区在规定出来之后,很多街道甚至税务局的人理解得都不透。新政策不够清晰,导致所有环节的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看法理解,只要有一个人的理解不对,家长办手续就可能卡壳。”在北京某课外辅导机构专门做升学咨询的石桓亦还运作了公众号“小石头侃升学”,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委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带给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出台一个政策,没有做到让相关民众在第一时间很明白地了解这个政策。”

  不过他也承认,小升初的点对点宣传还行,因为孩子都已经在公立小学就读了,通过小学可以直接联系到家长。“但是,幼升小的孩子非常分散,你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他们呢?”

  在网上搜索“北京幼升小、房东变卦”的关键词,可以看到不少家长反映因为“六年一学位”而导致房东与租户产生矛盾。“房子被赋予了很多的金融属性,如果房东在未来两三年卖房,买家要考虑学区的因素,这个肯定对房价有影响。”王大海这两年一直关注幼升小政策,所以他在租房的时候,优先选择了房东家没有要上学的孩子、在未来几年也不打算出售的房子。

  去年,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淀区实施“六年一学位”,主要是针对入学压力大、需求过热的学区。石桓亦认为,“这从本质上讲,是为了让你减少择校的机会。但是反而会增加家长的成本,也会增加很多家长和房东之间的矛盾,我身边就有无数的例子。但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人们处理事情的方法问题。”

  他提到的一种纠纷是房东和租户谈不拢价格,这种情况在去年开始实施“六年一学位”的海淀区更加突出。“明明学校很一般,租户花几万块钱换一个学位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房东坐地起价,一要就要十几万。”石桓亦说,“一旦出现纠纷,家长临时根本找不到房子。有的家长提前就做好了功课,这个房子对应的是什么小学。但是一旦有变化了,对其他学区一无所知。再想改变主意,还剩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家庭就非常焦虑了。”

2016年6月22日,北京市的一处“学区过道”叫价150万元。该“学区过道”位于北京西城区大耳胡同29号,属于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分校范围内,过道宽1.5米,长约7米。房屋中介称这一过道只能上学落户,不能建房,也不能住人。图/CFP
2016年6月22日,北京市的一处“学区过道”叫价150万元。该“学区过道”位于北京西城区大耳胡同29号,属于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分校范围内,过道宽1.5米,长约7米。房屋中介称这一过道只能上学落户,不能建房,也不能住人。图/CFP

  多校划片试水,搅动学区房

  多校划片是今年北京市各区幼升小政策出台后媒体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北京市教委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显示,“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等因素,积极稳妥探索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

  所谓多校划片,就是一个房产对应2个以上的学校,这样做,降低了学区房的功效。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这样是为了让家长降低对购买学区房就能上某一所小学的期望值,避免学区房的过度炒作。

  今年朝阳区首先出台详细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2017年6月30日后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所对应的实际居住地址不再对应一所学校,适龄儿童少年依据该实际居住地址登记入学将参加所在片区的统筹分配。

  这一规定被家长们简称为“630政策”。而实际上,今年的幼升小在5月份就已经提交家庭实际居住地证明,完成了入学信息采集。换言之,“630政策”对今年入学的孩子并没有影响。

  京籍人士王松的孩子才1岁半,眼下并不面临升学问题。但是为了让孩子将来能进入优质小学,他卖掉天通苑的房子,多花了200多万元,今年年初买下了芍药居北里小区的房子。按照去年的政策,这个小区对应的小学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小学部,这是公认的朝阳区“牛校”之一,孩子入学后还可以享受12年一贯制,即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就读。

  但是4月下旬新规定的出台,对他而言来得太突然了。此前他已经多方打听,知道单校划片政策很稳定,所以才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搬到这里,没想到手续没办完“630政策”就出来了。

  当时房子还没有过户,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会在6月30日以后拿到不动产权证书。那样一来,孩子将来必须服从多校划片,从昌平区折腾到朝阳区,甚至为了省掉二套房要交的高额契税还和妻子办了假离婚,这些付出就都白费了。

  好在不久他就拿到了不动产证,但王松心里仍然不踏实,他就像考试做题一样反复研究各区政策。经过横向对比他发现,其他区都没有多校划片的具体政策。他担心在整个北京义务教育政策改革的背景下,今年所说的6月30日前拿到不动产证的就维持单校划片的规定,在4年后孩子幼升小时是否依然算数。“假如换一届区教委的人,一拍脑门政策又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的孩子并不是这两年就上学的,所以还是不放心。”

  另外,他发现,自己所在小区周围的多校划片很不合理,教委发布的居住地对应学校查询系统显示,该小区除了楼下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还多对应了两个2公里以外的小学,它们并不属于芍药居北里所在的太阳宫片区。而3公里外的小区裘马都却舍近求远,划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甚至2公里外并不相邻的高档小区冠城大通澜石和圣馨家园竟然实行单独划片,都对应着离他的新家最近的人大附中朝阳学校。

  “教育改革我们理解,但划片划得莫名其妙,也没有经过听证会就宣布了,公共政策怎么能这样出台呢?”王松感到疑惑。

  今年2月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群众择校冲动强烈、“学区房”问题突出的地方,要一手大力推进均衡发展,一手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片(随机摇号、派位),片区调整时要按照依法治理的思路和办法,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充分参与,增强划片工作的认可度和公信力,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

  《汽车商业评论》杂志主编贾可也是芍药居的业主之一,他发长微博称,“本次划片工作既未在事前征求芍药居家长意见,也未在事后公示任何划片依据和原则。”

  5月4日,芍药居10位业主代表在太阳宫社区信访大厅与朝阳区教委孙科长当面沟通,最终得到答复:“630政策”之前的业主,2017年以后幼升小单校划片不受影响;此外,划片的问题,由于今年制定政策时间紧张,对应学校没有仔细检查,就大致把周围的学校给填上了,回去会马上调查。

  其后,朝阳区教委两次更改对应学校查询系统,并于5月6日改回到2016年的政策,网站上不再显示和“630政策”有关的信息。这个变化让家长们更加焦虑,贾可说,“到底朝阳区入学教育改革是如何进行的,仅靠查询系统通知各位家长自行解读吗?”王大海也在关注“630政策”,他认为“政策的模糊和不确定,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是让家长最失望的地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更合理的学区治理“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民主的治理机构,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代表、学生家长代表、校友代表、社区人士代表都参与学区治理当中。包括学区怎么划、是单校划片还是多校划片,这都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而应该是老百姓共同参与决策。现在是政府部门来决策,因此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会引起争议”。

  事实上,北京市教委在3月25日宣布将继续扩大多校划片范围之后,多家媒体对学区房进行了报道,纷纷猜测学区房或将贬值。但石桓亦并不认同这种猜测,“还要看政府如何实施。”他认为,整体房价不会有太大变化,多校划片最多是把家长的焦虑从“怎么去某一个小学”转移到“怎么进入某个区”。“现在规定说要摇号,但是对家长来讲,似乎除了买房,在幼升小上面,没办法帮孩子做任何其他事情。原来我的房子对应的小学没人想去,现在竟然多出了个某知名小学的名字。别管机会是大还是小,但毕竟是有机会——这仍然是房子升值的重要依据。”而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在他看来,还是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基础资源不均衡。

  熊丙奇也认为,实施多校划片,是因为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比较大的教学质量差距,一方面降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另一方面能让条件薄弱的学校所对应的社区的学生,也有机会进入好学校。“学区内各学校办学质量能不能做到均衡,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多校划片只是一个手段,实在的做法,是缩小学校间的差距。”

  有些买了学区房的家长则显得比较委屈,“我承认教委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以逐步地用教育集团、好学校拉差学校的方式,把学校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淡化一些。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让老百姓买单,确实有点不公平。”王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熊丙奇认为,多校划片也会给教委带来麻烦。在该区域买房的家长会有意见。如果学区内各校教育质量差距大,则热门学校受追捧,教委提出电脑摇号,可是,是否有暗箱操作呢?这方面难免会出现“阴谋论”的看法。

  在朝阳区“630政策”撤回的同时,6月份,西城区宣布首次尝试“幼升小”多校划片派位,说是为了“一定程度上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该区共有3所学校通过多校划片方式招收新生,共6个班名额,涉及5个学区。分别是西师附小展览路校区面向展览路学区招收两个班;黄城根小学面向新街口学区和什刹海学区各招收一个班;北京育才学校面向大栅栏椿树天桥学区和陶然亭白纸坊学区各招收一个班。

  值得一提的是,西城区的多校划片是通过新增学位来保障的,学校原先在本学区内的招生计划不受影响。在北京某幼升小论坛上,家长们评价这是件对孩子“利好”的事情。

  在石桓亦看来,京籍和非京籍家长的焦虑是不一样的。非京籍的家长都清楚,孩子将来无法在北京高考,迟早是要回老家的,而且越早回老家越好,或者直接走出国的路线。但是,对北京籍的家庭来说,大家会产生攀比心理,希望孩子能一路都上好学校。他们考虑的是,北京的几个超级中学实力强大,校友、环境注定了进入这些学校的孩子将来的社会地位和事业发展方向。“所以,向上晋级的心态和中产阶级的焦虑驱使着他们强烈的择校欲望。”

  而像贾卢汉和王大海这样的“北漂”,在意的只是孩子能在自己身边上学。他们听说朝阳区多校划片后来停止了,心里也有些不满,“我们觉得教委的最大问题是政策的不确定。我们根本找不到依据来指导明年能做什么。如果你说租房者也是‘六年一学位’,这个要是真的实行的话,很多非京籍的孩子都不好在北京读书了。大家会早点做准备,可能没来北京的孩子干脆就不来了,或者早点联系私立学校。可是很多时候偏偏到了审核的节骨眼上,才宣布新的政策。”

  今年北京各区幼升小的政策出台时间基本上都比往年晚了一周左右。“政策出台太晚,导致人们已经按照老政策行动了,最后你才告诉我变了,大家不满意的是这个。”石桓亦说。

  实际上,2017年的北京幼升小政策更加严格。例如,根据审核,不符合实际居住条件的,都不具备入学资格。集体户口较多的西城区则规定,集体户口的适龄儿童被率先纳入多校划片。在丰台区,对二手房房主的子女实行多校划片排位入学,提高了门槛,该区期望此举能为学区房降温。

  北京市基础教育资源紧缺的局面似乎一时难以缓解,不论出台怎样的政策,幼升小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学区房问题很难真正降温。

  2017年年初,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提到,2016年北京新生儿达到28万,并且预计生育高峰还将持续两年。石桓亦分析,二胎政策开放后,对“学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学位’数量是固定的,京籍的学生家长都在疯狂地想占据一个好的位子,非京籍的孩子又能去哪儿呢?”

  (文中家长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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